“南京大屠杀”权威研究者张宪文:我们对抗日战争的研究不是足够而是不够

题图:张宪文,1934年生于山东泰安,南京大学荣誉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现代史学会名誉会长。承担国家社科、教育部和省级重大项目、重点项目、委托项目、攻关项目及海外合作项目等近20项。

今天是第8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南京大屠杀是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后,侵华日军在南京犯下的令人发指的战争罪行与行。

抗日战争是一场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抗日战争历史的研究,一直是中国现代史、中共党史、军事史等学界的重要领域,但在取得丰硕研究成果的同时,也存在研究视野狭窄、研究内容单一等问题。由南京大学张宪文教授和朱庆葆教授共同主持,联合两岸四地百余位中青年学术骨干,深耕细作的100卷皇皇巨著《抗日战争专题研究》,是对改变这一现状的巨大努力。

100卷全部出齐后,总字数将超过3000万字,将是海内外规模最大、学术体系最为完备的抗战专题研究系列著作

上书房:抗日战争对中华民族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人们通常认为,我们对这场战争的研究已经足够丰富和深入了,作为这个领域的权威学者,您的看法是怎样的?

关于抗日战争研究,早在1978年改革开放前,除影视作品外,基本没有一部成熟的、准确的抗战史著作。1986年,我领衔承担了第一个国家“七五”规划重点项目———“抗战研究”项目,后来陆续出版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一部关于正面战场的学术专著。本刊注)和《中国抗日战争史》。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出版了102卷的《日中战史》,公开了大量的作战档案。中国台湾在1966年出版了101卷的《抗日战史》,后有10卷本的《国民革命战史第三部·抗日御侮》,都是纯粹的战史。2015年,中国台湾又出版了《中国抗日战争史新编》,是包含军事、政治、外交、社会在内的广义抗战史,但比较笼统,不太有新意。

与研究的不成熟相比,研究材料倒是越来越丰富了。中国台湾在20世纪末之后相继开放了蒋介石档案,还开放了军统、中统等情报机构的档案。美国斯坦福大学开放了全部的蒋介石日记。总之,新史料在21世纪大量涌现,为学者从事深入的、新的研究,提供了过去不具备的史料条件。

但是,中国大陆最近20年来,除了一些地区性抗战史或专门史外,基本没有新的、大部头的抗战史研究著作出版,学术观点也没有太多新的发展和进步。加强抗日战争研究重要而迫切。

张宪文:抗日战争研究发展到今天,在许多重大历史问题的研究上,仍然有待深化、拓展或提出新的认识。

百卷“抗日战争专题研究”项目抓住许多以往缺乏研究或研究不深不透的抗战专题,在掌握大量新史料的基础上,进行深入探讨,提出很多新的观点和认识。这是这套书最大的特色。100卷全部出齐后,总字数将超过3000万字,将是海内外规模最大、学术体系最为完备的抗战专题研究系列著作。估计在未来较长时期内,很难有新的成果可以超越它。

要求原创,不能是史料汇编;两次查重,对抄袭零容忍,即使引用自己的研究成果,也不得超过20%;5轮审读,被“枪毙”的稿件不少

张宪文:100卷按专题分为13辑。第1辑研究日本为什么发动侵略战争,日本如何进行战争准备。其中包括皇室与战争的关系,近卫内阁的战争责任,日本如何对军队进行精神教育,等等。第2辑研究中共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重点放在中共对各个根据地的建设。第3辑研究沦陷区,日本占领了中国的广大国土,我们要研究日本在沦陷区的政治、军事统治,以及对广大沦陷区民众造成的危害等。第4辑研究战时经济,内容包括经济内迁特别是金融事业内迁、工业内迁,以及对西部地区走向现代化的影响等。第5辑研究战时社会,主要探讨日本侵华对中国社会造成的深刻变化,如人口问题,西北地区和东南地区的社会变迁、社会生活等。第6辑研究战时文化教育,包括抗战时期高等教育的内迁和教育改革。第7辑研究抗战军事,重点是以前少有研究的军事问题,如国共山西合作战、川军出川抗战、抗日战争的重要转折点武汉会战、中国台湾抗日等。第8辑研究抗战时期的对外关系,如中苏关系、中日两国的外交博弈,以及的政党外交等。第9辑研究抗战时期的政治活动,如国民参政会的制度研究、国共两党的抗战人才培养、后备力量三青团的研究等。第10辑为抗战人物研究,主要研究对象包括抗战时期的军政将领、抗战国际友人及知识界人士等。第11辑研究日军暴行,其中包括日军细菌战、南京大屠杀、“慰安妇”及日军无差别大轰炸等。第12辑研究亚太战场。日军侵占中国后,又把战火引向亚洲太平洋地区,这一辑主要研究日军占领香港、策动印缅战争,中国远征军深入东南亚抗日,以及日军在东南亚地区对广大民众和盟军的暴行和迫害。第13辑为抗战胜利前后部分,包括审判战犯、日本侨俘遣返等内容。总的来说,是要从全面性和深入性上去推进抗战研究。

张宪文:一方面,这套书扩大了抗日战争研究的方向和范围。从以往十分关注的九一八事变向前延伸至日本国内,研究日本为什么发动侵华战争,日本在早期做了哪些战争准备,其中包括思想、政治、物质、军事、人力等方面的准备。而在战争进入中国南方之后,日本开始实施一号作战,将战争引出中国国境,对东南亚各国及东南亚地区的西方盟国势力发动战争。特别是日军偷袭美军重要海军基地珍珠港,不仅给美军造成严重的军事损失,也引发了最终导致日本法西斯走向灭亡的太平洋战争。拓展研究范围,研究日本战争准备和研究亚太地区的抗日战争,有助于进一步揭露日本妄图占领中国、侵占亚洲、独霸世界的阴谋。

另一方面,这套书的内容涉及中日双方战争准备、战时军事斗争、战时政治外交、战时经济文化、战时社会变迁、中共抗战、敌后根据地建设以及日本在华统治和暴行等方方面面,从不同视角和不同层面,深入阐明抗日战争的曲折艰难历程。对于学界已经研究得甚为完善的课题,我们进一步开拓新的研究角度和深化研究内容。如对山西抗战的研究,更加侧重国共合作抗战;对武汉会战的研究,试图进一步厘清抗战中期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变迁及国共之间新的友好关系。编委还要求各根据地相关研究课题,要在以往学界成果基础上,着力考察根据地在社会改造、经济、政治、人才培养等方面是如何探索和积累经验的,是如何为1949年后的国家建设提供有益借鉴的。鉴于抗战时期文学艺术界以其特有的文化功能,在揭露日军罪行、动员广大民众投入抗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还尝试与艺术界合作,动员南京艺术学院的教授撰写了与抗日战争相关的电影、美术、音乐等方面的专题。

这套书,工程浩大。由8所主要大学和学术单位组成编委会,我和朱庆葆教授担任主编(朱庆葆,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任。本刊注),由十余位对抗日战争深有研究、并有系列成果的教授、博导担任副主编,由120余位对抗战史研究有专长的学者,其中80%为正、副教授,组成作者队伍。编委会还聘请金冲及、张海鹏、张玉法、吕芳上、姜义华、胡德坤等老专家担任学术顾问。我们对书的质量要求也非常高:要求原创,不能是史料汇编;两次查重,对抄袭零容忍,即使引用自己的研究成果,也不得超过20%;5轮审读,被“枪毙”的稿件不少。

这么严格,是因为我们坚持想把这套书做好。而我们最大的坚持,是坚持学术创新。

把南京记忆上升为国家记忆,让中国记忆走向世界记忆,是在向全世界传递中华民族对于人权和文明的态度,向世界表达中国热爱和平、维护和平的决心与责任

上书房:今天是第8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2010年,由您担纲总主编的4000万字、72卷本《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出版,在海内外引发巨大关注和强烈反响。社会各界对史料集的评价是“铁证如山”,认为是反映日本侵略者制造南京大屠杀最直接、最有力的史料,它的出版为南京大屠杀研究提供了最丰富、最可靠的来源。

其实,南京大学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在很早以前就开展了。20世纪60年代,历史系世界史专业的几位老师曾经带领学生在南京地区开展社会调查,访问幸存者,编写了一本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小册子,后来因为各种原因,小册子未能面世。80年代初,日本文部省审查批准历史教科书,将“侵略中国”改为“进入中国”,歪曲了中日战争的性质。日本右翼则声称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制造的谎言。这些言行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也促使我们重视对这段历史的研究。南京市决定全力做三件事:建馆、立碑、编史。1985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成立。2000年,中日关系再度紧张。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中日历史研究中心决定组织抗战人口伤亡、财产损失及南京大屠杀史料三项课题研究,有关南京大屠杀史料搜集、整理的工作,就落到了南京大学,落在了我的肩上。

当时,南京大学联合了南京师范大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等机构,组成学术团队,参与项目的专家学者前后多达100余位。团队成员先后奔赴日本、美国、英国、德国、俄罗斯等国家以及中国台湾地区,在各地档案馆、图书馆、私人藏书机构搜集整理史料,翻译了日文、英文、德文、俄文等不同语言的原始史料。十年磨一剑,我们全面收集了加害方、被害方、第三方的第一手资料。可以说,《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是目前学术界关于南京大屠杀规模最大、最翔实的史料集。

上书房:既要争分夺秒,又要考虑差旅成本,可以想象这么大的一个工程,会遇到多少困难?

张宪文:所以也留下了遗憾。72卷史料集在编排上是不够科学的,应该把同类型的史料放在一起。例如,日本军官的日记,史料集的前半部分有,后半部分也有,分散在各卷中。但也没办法,那时候,我们出去一趟不容易,弄到什么材料,就赶快出版,顾不上编排问题。

后来,我们团队利用这些史料,出版《南京大屠杀全史》(全三册),就是想弥补这一遗憾,更想全面阐明中国学者对南京大屠杀这一重大事件的认识。当然,也是为大众提供一个读本。

我们的南京大屠杀研究,从过去材料很少,研究人员很少,几十年来,慢慢发展到今天,如今的研究,让日本右翼无法否认历史了。

上书房:2014年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决定,将每年的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决议的通过,使得对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的纪念上升为国家层面。2015年,南京大屠杀档案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名录”。这些都与您领衔的大屠杀研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您应该为此感到欣慰吧?

张宪文:我还是有些不满足的。有关南京大屠杀,在西方只有两本有影响力的书,一本是张纯如的《南京浩劫》,一本是郑洪的《南京不哭》。郑洪是物理学家,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他爱好文学,为了写这部小说,在南京住了两个月。南京大屠杀这样的事件,在西方只有这么两本有影响力的书,是不行的。西方社会和民众对南京大屠杀并不了解,或了解得不深。

纪念活动不仅应该上升到国家的高度,更应该上升到国际层面,在国际上设立纪念日。客观、严谨地开展南京大屠杀研究,同时保持与国际社会对话,不断地向国际社会传播我们的声音,是南京大屠杀研究者应该持续努力的方向。

张宪文:我们不是单纯为了纪念和宣传,更不是为了累积仇恨,而是要在扼腕思考惨痛历史的同时,警醒人民莫忘历史,凝聚国家、民族的信念和力量,更要警钟长鸣,避免再发生这样毁灭人类的屠杀。

南京大屠杀是二战三大惨案之一,是民族灾难,也是人类浩劫。把南京记忆上升为国家记忆,让中国记忆走向世界记忆,是在向全世界传递中华民族对于人权和文明的态度,向全世界表达中国热爱和平、维护和平的决心与责任。

当然,不管是抗日战争研究,还是南京大屠杀研究,都要理性研究,不要太感性。我常说,做历史研究,不要用形容词,形容词用多了,容易失真。中日两国可以一起研究,把历史事实研究清楚。

光坐得住冷板凳还不够,史学家还需要有全面、理性地分析历史的责任和学术勇气。不能把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像翻烧饼那样翻

上书房:在《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和《南京大屠杀全史》出版之前,您就是中国现代史,特别是民国史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您的《中华民国史纲》一经出版,即获得学界一片赞誉。民国研究和南京大屠杀研究,都是开创性的大工程,足以奠定您在史学界的地位,为何您还要在耄耋之年,第三次扛起“抗日专题研究”这个项目?

张宪文:我停不下来。我也喜欢旅游,喜欢逛博物馆,但我更喜欢工作。从年轻起到现在,家里人见我最多的样子,就是坐在书桌前写啊写。好几次,老伴外出前,让我看着点炉子,水一烧开就关炉子。可我总是要等到水烧干了,闻到味了,才想起来关炉子。

工作是我最大的爱好。我离不开学术氛围和学校环境,从学校到教育部,从市里到省里,都很信任我,把抗日战争研究这项任务交给我,我总要在有生之年完成它。

1954年,我报考了北京、上海、沈阳的三所大学,选的都是热门的金融专业,最终却被南京大学历史学系录取了。大学毕业时,我做好了去边疆从事考古工作的准备,谁知,收到了留校通知,让我教中国现代史。一晃,一辈子。算了算,我在南大68年。68年里,我就做了三件事:民国史研究,南京大屠杀研究,抗日战争研究。

上书房:当时,中国现代史研究的情形是怎样的?从学习金融到研究历史,这个转折有点大。

张宪文:当时的中国现代史研究,可以用“三无”来形容:无学术积淀,无史料资源,无课程体系。刚当上老师那阵,我自己都很困惑,不晓得怎么教学生。起初,我也像其他老师那样照本宣科,渐渐地,我发现照的这“本”里面,有些观点是不全面的,是站不住脚的。于是mobile365体育投注,我去各地档案馆、史料馆,找第一手材料,自己编现代史讲义。

对于历史的学习和教学,我有一个从盲从到自觉的过程。历史有个逐渐凝固的过程,一般而言,古代史基本尘埃落定,现代史还在变动之中,所以,研究现代史,充满了挑战和不确定性,必须认真思考、反复琢磨每一条史料、每一个观点是否经得起检验。

上书房:如您前面所说,您始终坚持学术创新。但当时还是青年学者的您,每有新观点提出,会不会遭遇争议?

张宪文:20世纪50年代,我的学术生涯刚起步,出版的学术著作和发表的学术论文都比较少,却常发“异见”,自然会引起争议。但我不气馁。1983年,我邀请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和南京大学的几位学者,一起编著《中华民国史纲》。为修改这部50余万字的书稿,从1984年6月至次年2月,从早上7点到晚上12点,我伏案改稿,天天如此。当时还在读小学五年级的小儿子,在作文里这样写,“长大以后绝不学爸爸,天天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张宪文:研究历史,最重要的原则是实事求是,根据真实史料,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给予恰当的、符合历史原貌的评价。第二个原则是对历史认识的改进,要采取“半步走”的方针。也就是说,作为历史的研究者,反映历史真实要“一步到位”,但不要想着也“一步到位”地去改变人们对历史问题的认识,而要有耐心,要一步一步去改变。这就像一辆快速行驶的汽车,如果90度急转弯,就可能翻车。

上书房:人们常用“板凳要坐十年冷”来形容学术研究工作。历史的这条“板凳”恐怕更冷。

张宪文:光坐得住冷板凳还不够,史学家还需要有全面、理性地分析历史的责任和学术勇气。不能把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像翻烧饼那样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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